国球崛起_乒乓_容国团_中国
来源:欧宝直播 发布时间:2025-01-06 02:49:25
前不久,WTT中国大满贯在北京首钢园成功举行,世界乒坛好手悉数亮相,掀起一阵乒乓旋风。这是时隔63年后,世界乒坛顶级赛事首次重返京城。
1961年的春天,北京举办了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举办世界级体育赛事,中国乒乓球队夺得三项冠军、四项亚军和八项季军,一跃变成全球强队,改变了国际乒坛格局。西方报刊评价说:“中国结束了50年代日本称霸乒乓球坛的地位,执掌了世界乒乓球运动的牛耳。”
中国乒乓球队的崛起,鼓舞了艰难时期的无数国人。容国团的“人生能有几回搏”、徐寅生的“十二大板”、庄则栋的左右开弓……至今还能激起许多人澎湃的心潮。也是从那时候起,乒乓球开始热遍全国,成为中国的国球。
1961年4月9日,中国男子乒乓球队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比赛中,首次夺得世界男子团体冠军。这是中国队队员领奖后向全场观众致意。 新华社图
1959年3月27日,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(以下简称世乒赛)在联邦德国多特蒙德拉开序幕。没过几天,美国《》就刊登了一篇“爆炸性”新闻——《美国的迪克·迈尔斯在世界乒乓球半决赛中向中国鞠躬》。
美国人怎么也没想到,叱咤乒坛多年的老将迈尔斯,竟然在半决赛中没打满全场就主动向对手认输,败给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——容国团。
让更多人惊讶的是,这名20岁出头的中国运动员,最终一路过关斩将杀进男单决赛,击败曾九次获得世乒赛冠军的匈牙利名将西多,成为此届世乒赛的男单冠军。
这是新中国获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。消息传到国内,举国上下一片欢腾。很多人情不自禁地走向街头,振臂高呼:“终于把‘东亚病夫’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了!”
1949年以前,民国政府曾三次派队参加奥运会,三次都空手而归。一些外国人讥笑中国队为“鸭蛋队”,蔑称中国人为“东亚病夫”,甚至有外媒公然发表“东亚病夫”双手托举“鸭蛋”的讽刺漫画。
新中国成立后迟迟没有正真获得国际奥委会的认可。国际奥委会和一些国际单项体育组织,力图在体育赛事中制造“两个中国”的局面。为争取合法席位,中国于1958年宣布,断绝与国际奥委会一切关系,同时退出国际游泳、田径等11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。因此,很长一段时间,中国运动员都无法在国际舞台上施展拳脚。
乒乓球是例外。国际乒乓球联合会(以下简称国际乒联)首任主席伊沃·蒙塔古是英国员,早年间,他通过斯诺的《西行漫记》得知,在中国延安,红军不光能打仗,还爱打乒乓球。
1952年,蒙塔古首次访问中国。他不顾国际上的浪潮,邀请中国加入国际乒联,并参加次年在罗马尼亚举行的第20届世乒赛。在他看来,开展乒乓球运动的目的是增进友谊、提高球艺,“全世界的乒乓球运动员一定愿意和中国做朋友,和中国一起比赛。”
中国政府接受了蒙塔古的热情邀请,并于当年正式加入国际乒联大家庭。中国国家乒乓球队随之成立。
“一开始只有零星几名队员,很难可以称为一支队伍。”国家级教练员、第一代乒乓球国手庄家富和记者说:“那时候,乒乓球运动除了上海、广州、香港几个城市开展较好外,另外的地方基础都很薄弱。”
国家体委陆续从各地引进人才。“澳门的王锡添,印尼的郭毅萍,在香港打球的傅其芳、姜永宁等,都先后响应祖国召唤,回到内地加入国家队。直到1955年,国乒才初具规模。”庄家富也是这一年从广州中南体育学院调入国乒的。
1957年,号称香港“东区小霸王”的容国团到北京打表演赛。那是庄家富第一次见容国团,他记得,“当时容国团又高又瘦,还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,但技术很全面,抽、杀、削、搓、挡样样精通,用‘野路子’打败了全国冠军王传耀。”
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在场下看球,一下子相中了这匹黑马。当年11月,容国团应贺龙邀请,跨过深圳罗湖桥,进入广州体育学院学习。不久,他代表广州队参加九城市乒乓球锦标赛,获得男子团体、单打冠军,被选为国家集训队成员。
容国团心怀壮志。1958年,在广东省体育工作大会上,平时寡言少语的他当众立下一句誓言——三年之内,夺取世界冠军。
誓言引来不少嘲讽:“你刚刚回来,全国冠军都没拿到,还拿世界冠军……”也有人私下劝容国团:“这样表态会被动,万一实现不了,会贻笑大方的。”
容国团不服气:“为国争光,此其时也。我之所以公开表态,就是要拼尽全力,不留一点退路。”
庄家富和队友们都觉得,“这小子在吹牛皮。”他还听说,容国团毛笔字写得特别好,写了一个红色条幅,从四楼挂到一楼,上面是十个大字:“不拿世界冠军死不瞑目!”
1959年4月,第25届世乒赛闭幕后,容国团和中国乒乓球队凯旋,贺龙亲自到机场迎接。之后不久,毛主席在接见了他们,周总理也在北京饭店设了庆功宴。
周总理把容国团夺冠和新中国成立十周年,并列为1959年的两件大喜事。他在庆功宴上说:“过去,我们说要‘十年不鸣,一鸣惊人’,这是不可能的。十年中间,我们总有些项目要鸣一鸣的。”
中国这“一鸣”,也让全世界刮目相看。就在容国团夺冠当天,国际乒联代表大会投票通过一项决议——第26届世乒赛将于1961年在北京举行。
贺龙亲自挂帅,指示国家体委:“一定要办得像个样子!”他深知,这不单单是一项体育比赛,更是向世界展示新中国的一个窗口。
而彼时的中国,体育事业刚刚起步。偌大的北京,甚至找不到一个适合乒乓球比赛的体育馆。国务院从紧张的财政中拨专款,在北京三里屯、工人体育场西侧,兴建了一座综合体育馆——北京工人体育馆。
“当时考虑这个体育馆不只举办乒乓球赛,以后还应该能打篮球和排球,面积不能太小。加上旁边的工人体育场是椭圆形的,要与之遥相呼应。”原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熊明,刚从清华建筑系毕业不久,就接到这样的设计“大活儿”。
“那时候不叫设计竞赛,大家集思广益,很多人出主意,我的方案得到大家赞同。”熊明翻遍国外建筑杂志,借鉴美国案例,设计了一个高38米、跨度94米的圆柱形体育馆,能同时摆下10张乒乓球台。“因为我们正真看到外国的乒乓球馆,就是摆了10张台子。”
但国内还没有这样大跨度的建筑,“美国人对此技术保密”。熊明和丰台桥梁厂的技工们一起攻关,采用悬索结构,用一根根钢丝吊起屋盖,从里面看,像一个巨大的自行车轮横悬在顶空。
贺龙对体育馆的设计很满意。熊明记得,贺老总有一次到现场视察工作,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:“小伙子挺能干,把它设计得好,设计得人人爱呀。”
体育馆建设期间,赶上三年困难时期,“大家都是半饥饿状态”。工人们克服种种困难,在河北、辽宁、山东等17个省市区有关工厂的支援下,仅用15个月时间就建成了能容纳1.5万名观众的体育馆。
建成后的北京工人体育馆,成为第一个被印在中国邮票上的体育馆。它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,承接了诸多国内外赛事,见证了新中国体育发展的风风雨雨,在几代人心中留下不同的岁月记忆。
除了兴建体育馆,国家同时还提出,第26届世乒赛要用上中国自己生产的乒乓运动器材。
过去,国产乒乓球原料依赖进口,而且都有一条中缝,打球抽杀凶狠时,中缝就会开裂,质量不过关。1957年,上海工人制成了密缝球,但质量还有一定的问题。国际乒乓球比赛用的都是英国货。
周总理指示,由上海负责研发符合国际标准的乒乓运动器材。上海方面随即组织工业局、十多个公司和几十个工厂用数月时间,经过200多次试验,终于成功试制了用国产原料制造的乒乓球。经测试分析,球的圆度、重量、弹力、偏心等主要技术指标,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。
国家体委和上海市委在向周总理汇报时,请周总理给这批新研制的乒乓球起个名字。周总理不假思索地说:今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,容国团又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,刚好是双喜临门。我看就叫“红双喜”牌吧!
1960年,“红双喜”牌乒乓球被国际乒联批准为国际比赛用球。这是新中国第一只国际比赛用球,从此打破了英国海力克斯牌乒乓球垄断世界乒坛的局面。第26届世乒赛所用的乒乓球、球拍、球台和计时钟等,都是“红双喜”牌的。
1959年4月,在第25届世乒赛上获得男子单打比赛冠军的容国团载誉归来。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世界冠军。 新华社图
1959年,国家体委搞了一场乒乓球大会战,从全国青少年比赛和第一届全运会中,先选出170多名运动员,编成四个队,分别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地进行集中训练。经过三次比赛后,又筛选出108名运动员,组成国家集训队,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训练。
这108名运动员,后来被称为乒坛“108将”,包括容国团、庄则栋、徐寅生、李富荣、庄家富等,很多都成为第一代乒乓球国手、国家级教练员或各省市专业队主教练,奠定了我国乒乓球运动的坚实基础。此是后话。
贺龙很看重这次集训。他对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荣高棠说:“乒乓球队集训必须加强领导。你们一定要亲自‘蹲’下去,还要充实‘蹲点’的干部力量,抓好技术训练。无论如何都要把这次世界比赛搞好。”
随后,贺龙亲自点将,组建了领导小组,进驻工人体育场。组长荣高棠和一批司局级干部,与教练员、运动员共同训练、一同生活。大家不由感叹:“贺老总决心真大,把半个国家体委都搬到乒乓球队了!”
针对世乒赛的7个比赛项目,领导小组提出“主攻团体赛、分攻单打和双打”的训练策略。根据当时国际乒坛的情况,锁定两个目标:先打败上一届战胜我们的匈牙利队,再与日本队争夺冠军。
匈牙利队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,是世界乒坛名副其实的头号霸主。在前20届世乒赛中,匈牙利全队在131个冠军中一共夺走了62个。从1954年第21届世乒赛开始,日本男队打破了世界乒坛格局,不仅成功夺魁,后来还一举成为亚洲第一支完成五连冠的球队。
集训队为此苦练成风。教练在球台上用粉笔画出九块方格,要求运动员打到某个方格内多少次,以增强落点意识和控制能力。每一个技术动作,都要重复成百上千次,挥臂到了麻木的地步。
大运动量训练后,大家还抢着加时补课。教练为了控制运动量,要求晚上只开放8张球台供16名队员补课。“这下可紧张了,很多人,包括容国团和庄则栋,匆匆忙忙吃完饭,把筷子一放就去抢球台了。”庄家富说。
据李富荣回忆,集训的那个夏天,每天打完球不仅衣服湿透,连球鞋里面都是汗水。李富荣因为崇拜容国团,买了一双容国团“穿剩下”的皮鞋,“他三块钱处理了,卖给我,我就喜滋滋买了。穿了他的鞋,心里挺美的。”
集训经常在室外跑一万米,从工人体育场到北京火车站,跑个来回。这是很多运动员都头疼的项目。庄家富至今心有余悸,“北京冬季多风,跑步时遇上刮五六级西北风,被吹得眼泪直流,很是难熬。”
虽然训练很苦,但大家的生活并不苦。集训期间,国家粮食和副食品供应出现严重短缺,“毛主席、周总理都带头不吃肉”,但国家给运动员们专门调拨了牛奶、白糖、食用油、肉和鸡蛋。“主食都是细粮,顿顿都有肉。”
1960年年底,匈牙利队来华访问比赛,老将西多对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说,几个月前,他和日本选手打比赛,被日本研发的新技术打得一败涂地,“防守球一碰就飞,几乎接不到球。”
国家体委体育科研所赶紧找来外文资料了解情况。原来,日本乒乓球队研发了一种旋转性很强的进攻技术——弧圈型上旋球,简称弧圈球。日本媒体扬言,弧圈球是不可战胜的“核武器”,日本队将凭这一武器横扫一切强手,再度称霸世界乒坛。
彼时,距离第26届世乒赛开幕已为时不多。领导小组和教练员、运动员商量,当务之急是搞清楚弧圈球究竟是怎样的技术,然后找出对付的办法,见招拆招。
1961年新落成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已披上节日盛装,迎接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。 高宏摄
“刚开始,我们根据国外搜集的资料,让几名队友模仿拉弧圈球,但怎么拉也感觉不像。”庄家富说。
一筹莫展之际,有消息传来:日本乒乓球队要到香港访问比赛,做赛前适应练兵。这正是摸清敌情的大好时机。由于当时没有摄像机,只能用笨办法,派人去现场观看“偷师”。
派谁去呢?国家体委考虑到,容国团脑瓜儿灵、技术全面,更适合,但他是世界冠军、在香港生活过,很容易暴露目标。经过几番斟酌,领导小组决定,派削球手庄家富去香港“火线侦察”。
原国家体委副主任张彩珍曾解释其中缘由:“庄家富是广东人,赴港语言通。更重要的是,他参加了第25届世乒赛并兼任教练,临场指导过容国团为祖国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。”
接到任务的庄家富又惊又喜,同时还有一丝担心。“那时候,我们的祖国与英国管辖的香港关系相当紧张,入境香港是要冒风险的。”
国家体委请新华社香港分社帮忙对接。香港分社安排了一位姓陈的先生,在深圳国旅与庄家富碰头。俩人协商决定,分开入关,庄家富先过深圳罗湖桥,到香港后在九龙火车站等陈先生,然后一起前往陈先生家里。
庄家富此前经常跟香港的乒乓球人士切磋,难免面熟。陈先生提醒他,戴一副墨镜,万一碰上熟人,可以遮掩一下。于是,庄家富西装革履、打着花领带、戴着墨镜,揣着国家给的1000英镑从北京出发了。
不巧,由于天气不好延误了行程,庄家富过罗湖桥时已是下午。“当时,到香港去的普通人都要求在中午12点前过关,想在下午过关,必须有一点关系,必要时得给点‘黑钱’才行。”
刚到入境边防口岸,庄家富就被警察拦下来一番盘问。入境检查时,海关人员看到他护照上盖着北京市公安局的戳,不由自主地用粤语喊了一句:“这人是从红色首都北京来的。”一边说着一边从头到脚打量着他。
庄家富假装听不懂,不敢言语,“紧张得直冒汗,双腿有些发软。”好在他事先有所准备,几次都有惊无险,顺利和陈先生在九龙火车站会合。
庄家富白天在陈先生家里,晚上出去看球。比赛在伊丽莎白体育馆,陈先生给他两张门票,一张是价钱最贵的,另一张是最低的。“因为香港球星赛前习惯拿着门票在入口等候亲友,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碰上,我就用价钱最低的门票入场,然后坐在最佳位置看比赛。”
看比赛时,庄家富也没有放松警惕,戴着墨镜,用报纸遮住脸和上半身,“像个特务”。报纸不仅是伪装的道具,比赛开始后,他一边观察弧圈球的打法,一边把技术要点写在报纸空白处。
第一场球,庄家富就目睹了弧圈球的威力。香港乒乓球男单冠军吴国海对阵日本弧圈球高手星野,在一削一攻的对抗中,吴国海不是把球削出界,就是把球削出挡板之外。球迷在看台上喝倒彩:“不配当香港冠军!”“不如回家捡猪屎!”
球迷们当然不知道,这是日本新研究的技术。庄家富解释道:“弧圈球其实是长的上传球,击球时猛地往上抽拉,使球产生强烈的上旋转。由于球旋转得厉害,对手第一次接球时很难有招架之力。”
刘锡幌是香港近台快攻手,能把球控制在近网处。他回短球时,对手星野不是拉空,就是把球拉出界。庄家富兴奋地在报纸空白处写下:“弧圈球不是无懈可击,对速度快的左右大角球,尤其对不出台的短球,难以发挥作用。”
看破弧圈球玄机后,庄家富第二天立马回京,向领导报告“火线侦察”的情况。到北京时已是深夜,荣高棠连夜召集男队五名主力队员容国团、徐寅生、庄则栋、王传耀、李富荣和教练傅其芳开会。
经过分析研究,荣高棠提出三个对策:第一,心理上不惧怕;第二,“吃”了弧圈球后想办法发短、回短,以进攻抑制弧圈球的发挥;第三,找队员模仿弧圈球的打法,给中国队主力队员当“靶子”。
前两个对策好办,问题是,如果当了“靶子”,就可能错失参加第26届世乒赛的机会,哪个运动员不想上场比赛、争夺冠军,而甘当冠军的“铺路石”呢?
“108将”之一的薛伟初提交了一份申请:“我来学弧圈球,模仿日本人。”他后来撰文回忆:“那时想法很单纯,连‘牺牲’自己的想法都谈不上,想到的是怎么为国家争得荣誉,让中国人拿冠军。”
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。胡炳权、庄家富、廖文挺、吴小明等,也先后挺身而出,甘当“铺路石”。他们自学弧圈球,每天轮番陪主力队员练习,随叫随到。拉弧圈动作大,每拉一板都需要很大力量。整天甩臂转腰千把次,他们把胳膊拉肿了,手指也练裂了口,但都乐此不疲。
国家体委从“108将”中选出70名男女选手,正式报上自己的姓名去参加第26届世乒赛。按照当时国际乒联的规定,中国作为东道主,参加单项比赛的选手能增加一倍,因此开创了世乒赛历史上代表队人数最多的纪录。
1961年3月,周总理在陈毅元帅的陪同下,到工人体育场看望正在紧张备战的中国乒乓球队。
周总理勉励大家:“好好练习,好好保养,别紧张,为国争光。不仅要比赛,还要学习,把别人的长处统统吸收过来,不要争一日之长短。胜了还要再胜。如果不胜,下次再来。不要光看今年一年,要看长远些。”
贺龙在开赛前几天,刚从南方视察部队回京。第二天,他给中国乒乓球队做赛前动员,第一句话是:“我来看看你们,不是来向你们要奖杯,给你们增加包袱的。”运动员们禁不住都笑了起来,紧张的气氛一扫而光。
贺龙接着说:“中国乒乓球队从第一次参加世乒赛到现在,还不到9岁,是个‘红领巾’。一个9岁的娃娃,要把30多个国家包起来,把7个奖杯都当包袱背,是背不起的。你们都把包袱卸下来。打球和打仗是一样的。打仗不怕死就不一定死,打球不怕输就不一定输……”
们的鼓励,让中国乒乓球队深感责任重大。乒乓球虽小,却关系到祖国的荣誉。
1961年,贺龙(二排右四)同获得第26届世乒赛三项冠军的部分中国运动员、教练员合影。
1961年初春,乍暖还寒。北京的大街上,到处插满彩旗、挂着迎接世乒赛的条幅。人们在街头巷尾、在公交车上、在工厂里,议论着马上就要来临的盛会。
4月4日,第26届世乒赛终于拉开序幕。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的220多名乒乓球运动员,齐聚北京工人体育馆。周恩来、、贺龙等国家领导人,与国际乒联主席蒙塔古、各国来宾出席了开幕式。
开幕式后,首先是团体赛。举国上下都在期待,中国健儿能在家门口打出国威。中国男女两队不负众望,一路过关斩将,纷纷击败欧洲劲旅,杀入最后的决赛。他们将要面临的对手是日本队。
早在比赛之前,日本队就誓师卫冕。总教练谷川喜太郎认为,中国选手“目前还不可能威胁日本”。教练兼运动员荻村表态说:“团体赛最能表现一个国家乒乓球队的实力,是最荣誉的事,我们将尽最大力量去争取这项冠军。”
决赛时间是4月9日晚。这一夜,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,走廊里、过道和台阶上,都被挤得水泄不通。还有很多人守在收音机旁,收听现场转播,等待着世界冠军的诞生。
先行开战的是女子团体决赛。中国女队迎战四次蝉联世乒赛女团冠军的日本女队。经过五盘鏖战,中国女队惜败,未能将自己的名字刻在考比伦杯上,屈居亚军。
中国队出场的是容国团、徐寅生和庄则栋,日本队则由荻村伊智朗、木村兴治和星野展弥出阵。傅其芳和几位教练为了排兵布阵,煞费苦心,最后决定:庄则栋打开场,徐寅生“啃骨头”,容国团打压阵。
前三盘,中国队只有庄则栋拿下一分,1比2落后。第四盘,徐寅生战星野。徐寅生压力很大,“万一再输,局势将很难收拾。”他集中精力拼搏,几个回合攻防转换后,星野不得不远离球台放高球。他抓住星野反手的弱点,稳稳地连续扣杀。
一板,二板,三板……全场万余名观众情不自禁地随着球的起落,齐声数数。当数到第十二板时,徐寅生抓住时机狠扣对方中路,星野用力过猛把球回出界外。徐寅生以21比18取胜,总比分2比2打平。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
时任黑龙江省乒乓球队队员徐瑞海当时在现场,“一边欢呼一边热泪流淌”。据他回忆:“周围的观众都和我一样,人人眼里都噙满了泪花,这种山呼海啸、动人心魄的壮观场面,我一生都未曾经历过。”徐寅生的“十二大板”也由此成为乒坛经典一战。
第五盘,庄则栋再传捷报,中国队以3比2领先。随后,容国团不敌木村,总比分3比3打平。第七盘,徐寅生胜荻村,中国队以4比3领先。
双方激战到第八盘,比赛迎来关键时刻,由容国团打星野。当时是9盘5胜制,如果这一盘容国团赢了,中国队就将以5比3完胜;如果容国团输了,就必须再打第9盘。形势严峻,观众的心都悬了起来。
在主席台上看球的罗瑞卿、刘亚楼等,拍着大腿怨荣高棠“瞎指挥”,“容国团连输两盘了还让他上啊。”荣高棠在一旁解释说,乒乓球比赛和其他球赛不同,上场就得打到底。
董必武已经受不了赛场上的紧张气氛,在医生的再三建议下,他和一些老领导到后面休息室暂时回避。但到了休息室,看不到比赛心里更是着急。贺龙嘱咐工作人员,台前台后跑,通报战况。
容国团也承受着巨大压力。上一届世乒赛夺得男子单打冠军后,他已被世界名手专门研究对付,几乎是众矢之的。在休息室,荣高棠鼓励他放下包袱,轻装上阵。“一定要敢打,敢打即胜,不敢打就输。”容国团的情绪一下子提了起来,出场前,他紧握双拳大喊:“人生能有几回搏?此时不搏更待何时!”
银色的乒乓球抛了起来。容国团和星野各胜一局后,第三局,比分两人拉锯至20比18。在胜负的关键时刻,全场观众都屏住呼吸,揪着心地看着乒乓球来回穿梭。突然,星野用力过猛,把球拉出界外。
这场男团大决战,最终以中国队5比3战胜日本队而结束。刹那间,体育馆灯火通明,掌声雷动。容国团“啊”的一声,激动得跳了起来,和教练、队友们抱在一起。
现场观众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,声嘶力竭地欢呼。在徐寅生的印象中,“观众把能扔的都扔了,帽子、围巾、报纸,最后在这个场地里,收了几大筐。”
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——斯韦思林杯,第一次被中国人拥入怀中。据说,中国队平均每隔3分钟,就收到一封贺电或贺信。第二天,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,刊登了中国男团荣获冠军的消息,“有的还套红”。
中国队乘胜追击。在男子单打比赛中,中国队包揽了前四名:庄则栋、李富荣分获冠亚军,徐寅生和张燮林并列第三。庄家富说:“一时间,外国运动员见到穿红色运动短袖上衣的中国队员,无不‘草木皆兵’。”
相比男队的辉煌战绩,中国女队的比赛却略显艰难。此前,中国队在女团决赛中失利,冲入女单决赛的邱钟惠自责之余,痛下决心:为了祖国和人民,一定要拿下女单冠军!
集训期间的一个周末,她上街买东西,走到工人体育馆附近的神路街时,看见几位中年人正在用长长的竹竿往下夹树叶。她不解地问:“这树叶长得好好的,你们干嘛把它给揪下来?”
那几位中年人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她,反问:“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?你不知道这树叶是用来和在粮食里当饭吃的?”
听完这话,邱钟惠脸瞬间红了,急忙扭头往回跑。原来,那么多人都在忍饥挨饿,而他们作为运动员,一日三餐从不缺肉、蛋、奶。“多好的人民啊!”她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:一定要拿冠军,为此少活20年也愿意!
邱钟惠如愿杀入女单决赛,和她对阵的是匈牙利老将高基安。高基安是多届欧洲冠军,以近台逼削驰名于世,曾与她5次交手,只输过1次,总实力远在她之上。但邱钟惠憋着一股劲儿。
比赛开始后,高基安用正反手交替稳削并伺机反攻的战术,邱钟惠则以长抽短吊、连拉带扣的招数与其周旋。双方你来我往,战况激烈,前四盘打了个平手。
中场休息的时候,邱钟惠看见高基安接过她爱人递过来的一瓶汽水。“只见她咕嘟咕嘟地喝着,然后和教练有说有笑,根本不是在谈战术、谈球,而是谈笑风生,好像是稳赢了。”凭着以往和高基安的接触,邱钟惠意识到,“她轻敌的老毛病又犯了”。
于是,邱钟惠一鼓作气“咬回来”,一连拿下第三、第四盘。这时,高基安不再轻敌,猛烈进攻,邱钟惠再次陷入苦战。眼睁睁看着高基安以17比13领先,邱钟惠始终没有办法突破她的防线。赛事陷入胶着状态。
球台、地板上都是汗水,高基安请求裁判擦一下。“正好给我留出反省时间,我连忙整理思路,寻找失利原因,感觉自己稳健有余而凶猛不足。教练也在旁边朝我伸出大拇指,暗示再打得凶狠些。”邱钟惠调整战术,发球猛攻,最终把比分定格到21比19。
邱钟惠赢了!经过一番苦战,她终于夺得本届世乒赛女子单打冠军,成为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位女子世界冠军。盖斯特杯上,也第一次刻上了中国姑娘的名字。
比赛结束后,周总理和陈毅、贺龙等商量,几家轮流在家里请乒乓球运动员们吃饭,他先请客。为了不吃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口粮,贺龙提议:“我和运动员都自带粮票,每人半斤。”
邓大姐为大家备了四菜一汤,还特意给每个人煮了一个鸡蛋。周总理、贺龙和邱钟惠等坐一桌,入席后,贺老总向周总理介绍:“小邱是云南姑娘,很勇敢,很顽强,去年曾两次赢了高基安。”
周总理听了贺老总的介绍后,笑着对邱钟惠说:“你和高基安决赛那天,我正在你的家乡昆明。你和高基安的比分,我让秘书打电话问的。我给你们算了一下,五局加在一起,是96比98。论总比分,你还输两分呢。”
邱钟惠没想到,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居然帮她算了小分,“我自己还没有算过!”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:“所以,胜了,也要看到自己的不足,要尊重失败者。希望你不要骄傲,论技术,你还不如高基安。”
周总理的一席话,让在场的运动员都深受启发。后来,贺老总也提醒运动员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,“长江后浪推前浪,世上新人赶旧人,把班交接好。”
第26届世乒赛,中国队共夺得男子团体、男子单打、女子单打三项冠军;女团亚军和单项的四个亚军;八人获季军。这一中国体育史上空前的胜利,引起了国内外极大的震动。
一些西方报刊评价说:“这是世界乒乓球运动的一个转折点。”“中国结束了日本称霸乒乓球坛的地位,执掌了世界乒乓球运动的牛耳。”
这次胜利,鼓舞了艰难时期的无数国人。第26届世乒赛后,中国乒乓球队收到来自全国上万封信件,向乒乓健儿学习的热潮在各行各业迅速涌起。仿佛一夜间,乒乓球运动风靡全国。
学校里,几乎人手一块乒乓球拍。下课铃一响,同学们便挥舞着球拍,争先恐后地冲出教室抢球台。大家排成一条小龙,一个挨一个地“接拍儿”。谁要是能当上球台“霸主”,别提多威风了。
球迷董大同从那时候起迷上了打乒乓球。他记得,“胡同里到处搭起了水泥球台。没有球网,两块红砖、一根竹竿就是最简便易行的‘道具’;没有海绵、胶粒儿,光板拍子照样开打。回到家里,支起床板、饭桌、木箱子接茬儿猛练,那叫上瘾,那叫给劲,那叫痛快。”
乒乓球运动员成了当红明星。“智多星”徐寅生的十二大板、“小老虎”庄则栋的一扣球一跺脚、王传耀的一失球一摇头、张燮林变魔术般的直板削球……一时间,都是人们街谈巷议、津津乐道的话题。
就在这股乒乓旋风经久不息时,欧洲一些媒体宣称,第26届世乒赛,中国占尽了天时、地利、人和,换个地方未必能如此辉煌。
日本队教练长川谷喜代太郎,在中方举办的欢送宴会上挑衅说:“夺冠军不易,保冠军更难……我要以最大的兴趣看中国的王座能保持多久?”
在荣誉与压力的包围下,1963年4月,中国代表团一行40人在荣高棠的率领下,又一次踏上了出征之路。
在布拉格举行的第27届世乒赛上,中国队再接再厉,依然取得了三项冠军、两项亚军的不俗成绩。中国男队显示出了比上一届更大的优势。而中国女队却表现不佳,所有女子项目均与决赛绝缘。
1964年年底,容国团临危受命,出任中国女队教练。为了打好翻身仗,他放弃了休假,废寝忘食,研究对付日本、欧洲高手的战术,终于带出一支技术过硬的女队。在第28届世乒赛上,中国女队击败了6次夺冠的日本队,首捧考比伦杯。
那一次,中国队共获得男团、女团、男单、女单、混双五项冠军。外电评论“中国是世界头号乒乓球国家”,并把乒乓球称作中国的国球。“国球的称谓由此而来,绝不是中国人自夸自大。”庄家富说。
今年89岁的庄家富共参加过16届世乒赛,亲身经历了国乒从弱到强的全过程。在他看来,中国乒乓球几十年长盛不衰,“是从整体上说的。实际上,我们打过败仗,也有输球的时候。失败最重要的教训,就是要勇于创新。打法灵活多变,与时俱进。”
乒乓球精神是一种拼搏精神。容国团的“人生能有几回搏”,激励中国乒乓球运动员顽强拼搏。
徐寅生、庄则栋都曾表示,自己就是在这种精神的带动下,变成全球冠军的。在他们之后,许绍发、蔡振华、邓亚萍、刘国梁、孔令辉、王楠、张怡宁……一代代国手用汗水和坚持续写中国乒乓球辉煌的历史,赓续拼搏精神。
如今的国乒男队队长、双圈大满贯得主马龙也曾回忆:“小时候对‘人生能有几回搏’这句话的意义懵懵懂懂,但是记住了在赛场上要不畏强手、顽强拼搏、为国争光。后来,我站上了国际大赛的赛场,有了与世界强手一较高下的机会,当国歌奏响、五星红旗高高飘扬,我真切地感受到为国争光是何等的荣耀!祖国荣誉高于一切是融入我们血骨的坚定信念。”返回搜狐,查看更加多